有兴致地道:“官人说的理论,是什么东西?说来听听,说不定对我们有用。”
杜中宵道:“现在想的还不全,没什么可说。等我在这里待上些日子,了解了地方的情况,才能总结出来。以前的治理方法,面对叶县这种地方,已经不行了,应该想别的办法才是。”
这不是社会制度的问题,以前的政治结构,对应的是农业社会,对工业社会并不适应。面对着工业突然暴发,必然力不从心。工业社会有自己的客观规律,社会治理应该符合客观规律。
杜中宵对叶县的重视,很大程度上,是对工业社会对现在的社会制度冲击的警惕。如果不能够及时解决,只怕将来发作起来,更加严重。
欧洲在工业革命的初期,基本是放任自流,对资本家几乎没有限制。资本家发展起来,再利用实力参加政治,改变政治制度。这样的轨迹,与欧洲的政治传统相结合,出现新的社会形态。欧洲的工业革命随着生产力发展,伴随着的是血与火,对内镇压,地外侵略。作为大一统国家,中国的工业革命,不应该是这个样子,不然就四分五裂了。
安排了陶十七在驿馆歇下,杜中宵坐在书房,想着以后的改革。
柏亭监开始的工业时代,一条基本原则,应该是朝廷要积极参与到过程中去。要有官办的银行,官办的工厂,官办的商业,做工业时代的引导,同时分享利润。关系国治民生的行业,应该官办为主,民营作为有益补充。这样做,可以保证整个工业化大局,在朝廷掌控之下,不致偏离了方向。
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行业,如果不是特别重要,而管理又不方便,可以放手给民营。不致于影响整个行业发展,又能够活跃市场,有其必要性。官办与民营结合,才能健康发展。
政权需要金钱,所谓钱粮。农业时代,自然以农业税为主,就是现在沿袭自唐朝的两税法。到了工业时代,大量金钱向工业集中,农业的地位降低,必须要有从工业中收集资金的办法。税赋当然是最基本操作,向企业收税,向百姓收税,以维持政权的运转。工业时代的税赋如何设计,现在的官员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,还是靠着以前的制度,造成税赋大量流失。
现在的朝廷,以为从柏亭监收的钱粮多,就处处放纵地方。却不知,多收的钱粮,跟柏亭监真正的能力,还差得很远。大量私营工厂,官府根本就掌握不了,只能按照固定次产交税,偷漏极多。应该大力加强柏亭监的官吏人数,把地方的工厂掌握起来,最理想的是掌握其生产和运营。
这就需要财税制度,符合政权治理的财税制度。这个年代,各种系统都不完善,如何从工厂中把税收上来,是个难题。连货币都不统一,何谈税收?
政权需要的金钱,一部分靠官办的工厂、商业等等,另一部分则靠税赋,相辅相成。官营和民办比例的变化,对应着工业前进的周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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