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卓瑶读着自己刚刚写就的文章,想到那些白白为人利用而死去的同学,莫名的悲愤再次涌上心头。
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惨案,她还根本意识不到那些野心家会如此的阴险。
而对于那个将惨案的真相和背后的阴谋揭露出来的年轻军人,她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敬佩。
“就象他说的,只有这样,才算是给死难者真正报了仇。”傅卓瑶自言自语的说道。
此时此刻,在远处的一间小阁楼上,站在那里远眺的杨朔铭看到了傅卓瑶的室内还亮着的灯,不由得暗暗点头。
杨朔铭的目光转向远方,他看着远处黑暗中闪动的点点灯火,深吸了一口气,转身回到了屋内,他看了看桌子上一张张报纸,冷笑了一声。
“既然你们是靠‘忽悠’起家的,那就让你们在‘忽悠’当中灭亡吧!”
“九?二八”惨案发生后,各地声讨政斧暴行的文章多如雪片,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同样存在,象研究系的机关报《晨报》即在10月2曰的“时论”栏发表了林学衡的《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》一文,毫不客气的指出爱国青年“激于意气,铤而走险,乃陷入歼人居间利用之彀中”,文中点明许谦黎寿昌等人“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……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”,“共有派诸君故杀青年,希图利己”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
10月7曰,《晨报》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《群众领袖安在》的社论,也愤慨的说,“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(按即所谓“群众领袖”)之手”。
陈渊泉在《群众领袖安在》一文中明白的点出,“许谦黎寿昌等人非迫群众至督办府不可,竟称府院卫队已经解除武装,此行绝无危险,故一群青年始而相率而往。吾人在纠弹政斧之余,又不能不诘问所谓‘群众领袖’之责任!”
著名学者陈源在《现代评论》中也提出来了同样的观点:“学生遇见些‘好人’,都说那天在承天门开会后,他们本不打算再到督办府,因为他们听见大会主席宣布督办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,所以又到督办府门前去闹,我们不能不相信,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,是由于主席的那几句话,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,他故意那样说,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,要是他误听谎言,不思索调查,便信以为真,公然宣布,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之责任了。”
“卫队没有解除武装,但在惨案发生时,卫队的枪里并没有子弹,但却从墙头打来三枪,当场打死队兵三人,卫队受惊,遂不顾禁令,重新装弹开枪,我想要问一句,这至关重要的三枪,到底是谁打的?在此关键时刻,群众领袖们都在哪里?死难者男女学生有之,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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