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三百二十)梦醒时分
“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:工会势力过于庞大,工人纷纷怠工,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,管理者则不敢有一句异言,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,以避工人之锋。”
“在起初,人们都期求我党设办法,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。我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负责这些事,但我党未能改正这些事,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,都未作到。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。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,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。我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,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(与逮捕工人),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,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。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,另一方面我党党员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……”
梁启超家书:
“思永来信所讲的流传于青年当中的社惠主义政治观点,这种心理无怪其然,连我都有点如此,何况你们青年呢?其实打倒作恶的地方军阀,不能不说有他们的一点功劳,我们虽然想做而做不到,人家做了我们当然赞成,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?还是绝对的没有。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,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,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,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。商业更不用说,现在汉口、武昌的商店,几乎全部倒闭。失业工人骤增数万,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(养党人),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,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。”
“……眼下各地凡是作恶的地方军阀,离末日都不远了,不复成多大的问题;而中国布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,也是看得见的。之所以如此,其最大致命伤,在不能脱离蓝宁(即列宁)之第三国际的羁绊,布党党众所至之地,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,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。现在两湖多地之中等阶级,已绝对的不能生存,若全国都象他们那样的搞法,则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,前途真是不堪设想。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,非惟对不起国家,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。”
“我素来接受‘政治革命’,但坚决排斥所谓的‘社会革命’,此次在国务总理任上,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,一心致力中国走一条‘社会改良’的道路。而要走通这条‘社会改良’之路的关键,是一个‘中等社会’的存在。因为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,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,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。我曾为自己的‘富人’概念作了一个定义:排除了那些‘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,乃窖之而藏之’的剥削者之后,所余存的‘中等社会’(颇类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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