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德国不走这位希特勒先生设计的道路,也许是好事。”杨朔铭忽然说道,“对这个世界,也许也是好事。”
听了杨朔铭的话,周冠笙、水井、“降龙”、江雪莹等人都显得有些惊奇。
“那就是说,瀚之是不希望咱们中国,也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。”周冠笙最先明白过来杨朔铭的意思,笑着说道。
江雪莹看着杨朔铭,知道他可能是受了国内最近关于“民主与独裁论战”的影响,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来。
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,是因为“大萧条”不但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,也在中国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
对于中国出现的“经济阵痛”,关于中国目前实施的政治制度是否合适的论战再次开始,最后集中到了“民主”与“独裁”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的论战上来。
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撰文认为,绝不相信中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。蒋氏的意见,中国要强盛图存,“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”。其理由是:“第一,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。市是的,省也是的。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区域行到另一个区域。至于权利的保障,处处都是没有的。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来取消这一些小。大势必取消各地小,不然,大就不能存在。第二,我们以为个人的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。如有地方军阀试图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,那末,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。”
丁文江也认可蒋廷黻的观点,他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:“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,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,和空前的经济恐慌。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,才始可以生存?陶孟和先生说过,‘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。欧洲大战之后,各国百孔千疮,社会、经济、财政、产业,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。在一个政府硬闯,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,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,因缘时会,便做了选克推多。我们应该注意,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,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,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,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’。这是历史的教训。我们民治经验的短,民治传统的弱,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。在这种状况之下,我们应该想想,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,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。陶先生说我是‘实际主义者’,这是不错的。请问当今之时,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,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?”
丁文江这番话,表明了19世纪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、自由的知识分子,受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影响,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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