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改变了策略,学着世故一些,圆滑一些,不再叫真,不再得罪谁,想着快一点离开太城,争取在地区有个适当的安排,面子上过得去,后半生有个依靠的单位就行了。想是这样想定了,憋在肚子里的那股子气,还是时不时地在攻他那做人的尊严。有时他憋不住,想跑到上面去告状,硬是被老婆孩子拉住劝住。他们说,你告人家有什么凭证?没有凭证,不是诬告?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?他想也是,自己确实不掌握他们的证据。他相信,如果不是他们伙里人站出来,即便上面信任他,派人来查,也绝对查不出任何证据来。这个已经有验证了。过去也有人告过,上面也派人来查过,末了非但没有查出他们什么,反而查证出了告状人的问题,其中还有一个人了狱。他毕竟是年过五十的人了,不愿去冒那个险。过去他看历史书和历史戏剧,见几个奸臣当道的时候,那么多的忠臣硬是束手无策地被奸臣们一个个杀掉,总觉得那些忠臣们太窝囊,太无能。现在他才理解那是怎么回事了。所以,他常常无可奈何地空想,希望有惊人的大事件发生,比如来一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,把那些坑害人民群众的恶鬼们统统押上历史的审判台,痛痛快快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彻底革命。或者,来一场瘟疫,专染那些吸血鬼,让太城死上几十人,几百人。那么,今天下午发生在广场上的事,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呢?
黄福瑞不能不承认今天下午发生在广场上的事,确有惊人之处。对于栗宝山的到来,他本不抱什么希望。所以,那天栗宝山找他谈话时,他只客观的正面的介绍工作情况,一句也不涉及人的问题。当栗宝山打问到银俊雅时,他不表任何态度,轻轻一句绕过去。当时他从栗宝山的口气里听出好像对银俊雅怀着深重的抵触,好像要对她采取什么惩治的措施,心里很不安,很为栗宝山担心。但不便说出口。对银俊雅本人,他有他的看法,有他的一个大约的估计。他认为银俊雅肯定有作风问题,肯定是潭祸水。只是和那三位书记好像不大可能,起码没有那么邪乎。有人说银俊雅和贾大亮他们是一伙。他有时信,有时不信,常常半信半疑。银俊雅曾经给他打过好几次电话,他都及时挂掉了。他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是对的。他觉得这可能是他虽然受气却没有倒下来的一个原因。现在他弄不明白的是,一天以前,栗宝山对银俊雅还是那个态度,时隔一天,跟她谈了半天话,竟然变了一百八十度,召开万人大会给她平反。幸亏那天他没有顺势表态,否则不把自己装进去了。究竟是银俊雅把栗宝山降服了,还是采宝山另有说法,他猜不出,估不透。但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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