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传》孤学少与就以异端视之,否则怎么解释历来的“至”和“圣”都是曲高和寡?且学术因时变易,各帝各有所立,不必其相因。儒学也好,道家也好,其学术都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,要学会因时而变。这是符合史学的发展观的。最后,陈元自信的说他“尝传师言”,请与诸博士廷辨,若无法解释经传合一的问题,甘愿就死。这是要拼命了。可见道统之争的激烈。
这一次争论,虽然光武皇帝私下觉得陈元比较有道理,但因为今文儒者占优,他刚表露出点欲立《左氏》学的风声,无数公卿便开始廷争,朝堂乱成一锅粥。为了搞平衡,这事便不了了之了。
这一次争论虽然无果,但却开启了一种有理有据的学术争论风气。基本上,很少再有人利用政治手段来打压不同学派的儒者了。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。
然后再到了章帝时,发生了第三次争论。史载章帝即位后降意儒术,特好古文《尚书》、《左氏传》。于是建初元年章帝把弱冠便能诵《左氏传》及五经本文的大儒贾逵给召进宫讲经白虎观和云台。
贾逵字景伯,扶风平陵人,史上有名的大经学家、天文学家,一生著着等身,所作训诂经义论难百万余字。其九世祖,便是大名鼎鼎的贾谊贾长沙。贾逵的父亲贾徽,受学于刘歆、涂惮、谢曼卿等大儒,贾逵自幼就跟着乃父学经,也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大学霸。
贾逵学贯古、今之学,一开讲,便把今、古文经传讲得条分理析,头头是道,大受章帝赞赏。贾逵奉命作《左氏传》大义长于其他二传者,章帝一看条奏,彻底认可贾逵之素养,于是赐布五百匹、衣一袭,令自选《公羊》严、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,教以《左氏》。
建初四年,白虎观,诸儒共正经义,为班固所重的大儒李育,与贾逵辨难,结果往返皆有理证,贾逵一举博得通儒的美名。古文学更受关注。
而后又在建初八年,章帝下诏:“五经剖判,去圣弥远,章句遗辞,乖疑难正,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,非所以重稽古,求道真也。其令群儒选高才生,受学《左氏》、《谷梁》、古文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,以扶微学,广异义焉。”
此诏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是否在太学立古文经传博士,但自此之后,古文诸经传却正式地进入太学传承系统。至此,当年刘歆想实现的目标,也可以算是基本达成了。不过话说回来,若是没有个喜爱古文学、喜爱儒学的皇帝、没有个通古今学的儒学大宗师贾逵,这事还真不好说。
不过这事还没完,东汉最后一位今文学派集大成者的大儒何休,花费十几年,著书《春秋公羊解诂》,书成,然后与其师一起作《公羊墨守》,自诩《公羊》学如墨子守城,牢不可破,然后又作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废疾》,说这两经传有病有疾,病入膏肓,不能再起。结果引发了东汉最牛叉的学霸、今古文都集大成的郑玄的反击。
郑玄于是发墨守,针膏肓,起废疾,一条一条的开始反驳。结果成功驳倒何休,以至何休慨叹:“康成入吾室,操吾矛,以伐我乎!”
于是,经过刘歆、许慎、班固、马融、再到郑玄,古文学终于完全成熟,第一次全面压倒今文学。不过,各儒者治学不同,各有己见,纷争不断,那是常见之事。
所以刘备一说在青州设学府,召名儒,授学于青州内外诸子。诸大儒们便似打了鸡血似的,激动了。
自己名望再高,私学再盛,又如何比得官府的办学条件?之前官学衰微的原因,是没有大儒讲学,而大儒不愿入官学讲学的原因,除了今、古之争外,更要追溯到党锢之祸。
如今,党锢之祸虽解,本是最好发展官学之时,却因为先帝驾崩,天下大乱到如今。于是太学罢讲,诸州官学颓废。刘备欲兴教化,却正是抓住了好时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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